从房子与车子看为面子与攀比而活的中国人

户型很烂——个性化设计，紧跟时尚潮流

边上是荒草地——超大绿化，满眼绿意

边上有个公园——公园拥抱的房屋

边上有家银行——紧邻中央商务区

边上有个居委会——中心政务区核心地标

边上有家学校——浓厚人文学术氛围

边上有家诊所——拥抱健康，安享生活

边上有家小超市——繁华闹市

边上有家大超市——闹中取静

边上有家大商场——与LV为邻

边上有五星酒店——CBD核心区

边上有四星酒店——后CBD

边上有三星酒店——泛CBD

有会所豪宅配套——尽享银行家俱乐部的风雅

没有会所——简约生活，新都市主义

不仅房子，代步的汽车也是如此。在日本、美国和欧洲，很多亿万富翁平时也只用普通的小排量轿车。比如在法国巴黎大街上的私家车，90%以上都是售价在1万美元以下的小排量两厢车。而在中国，车子就是面子，已经异化成了划分人的等级的工具。为了追求面子，有些人宁愿贷款也得买好车。甚至很多人根本不需要买车，为了攀比与面子，也必须要买车，还要买好车。结果导致城市交通堵塞现象极为严重，买车还不如坐公交。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曾提出的唐斯定律（Downs Law），该定律指出：在政府对城市交通不进行有效管制和控制的情况下，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首先，道路建设周期长，增长缓慢，车辆则是大规模批量生产的快速增长，并且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更是呈几何级数上升，道路的供给总不能满足交通需求。其次，政府对道路建设的巨额投资是对汽车使用者的巨额隐性补贴，是鼓励购买小汽车的行为。比如美国，平均每个小汽车使用者每公里行程所支付的费用仅为2.3美分，而政府为此支付的直接费用则为6.5美分。因此，修建新路虽使城市交通拥挤得到暂时缓解，但有了路就有更多的车，之后再修路车再增多，形成了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修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道路堵塞问题。

再从社会公平性角度来看，除了城市废气污染所造成的经济外部性以外，城市交通一旦出现堵塞，汽车使用者就对其它道路使用者如路人造成时间与金钱的额外支出，这也是一种汽车经济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是一种隐性的社会费用转嫁，即路面利用率低的小轿车的部分实际运行成本无形转嫁给了所有市民。

此外，土地具有稀缺性。城市有一个效率的理想规模点，超出临界点则会产生规模不经济。一般来说，道路用地占城市总土地面积的15%25%较为合理。在道路增加有限的情况下，有效使用道路可以缓解城市交通堵塞。有研究指出，每位乘客所分担的道路基础设施成本由高到低，依次为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公共汽车。从消耗的能源来看，以小汽车交通为主导的城市，其人均交通能耗比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高出2.54倍。因此，公共交通体系乃是解决中国城市交通交通堵塞的不二选择。

笔者曾写过一篇杂文《从对奇瑞的辱骂看部分国人的奴性与自虐心理》探讨国人之民族性。文中指出：“‘人民群众’最容易被夹带私货的高超的宣传与公关技巧所迷惑。一群乌合之众！”在消费社会中，资本引导舆论，舆论引导民众。车价与面子在中国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似乎开奔驰就忒有派头，开奇瑞则毫无面子，而坐公交则是社会下等人的标志。

不仅普通平民是这样。那些发了一些财的老板们与有了一些权的小官们也是这样。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求。论起自我感觉，这种人是发自内心的自认自己是真正的精英。有人评论道：“如果某地菜价大降，他们可以坐飞机专程去买菜，然后和菜贩砍价砍个你死我活，然后买菜太多，在冰箱里烂掉。其实他们要的就是这种精英与贵族的感觉。

可事实是这样吗？回首19世纪，喧嚣一时的广州十三行与瘦的跟猴似的世界首富伍秉鉴，他们对历史与现在有什么影响？他们的后人又有谁记得？再看1949年之前叱咤中国的上海富豪们，他们改变了什么？他们的家族现在又有多少财富？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汽车发动机，但绝大多数人必然会被历史淘汰，只是一些零部件，无非有些是小螺栓螺帽，有些则是稍大一些的零部件，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很多人其实是很清楚这一点的，比如SOHO潘某和任大嘴。他们完全知道自己不过也就是一些前台演员而已。所谓面带猪相，心头嘹亮，这便是写照。

笔者在《巴菲特阴谋》一书一节曾写到：“商人也要讲道德的说法终将沦为路人的笑谈，商人的道德也要通过金钱衡量，不过是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权衡而已。可是，很多人往往在自己不过是一个人在屋檐下的小人物时，总是幻想着有朝一日，我可取而代之的凌云壮志。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考虑过自己也可能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而且是一个永远无法翻身的失败者。早有美国心理学家做过社会经济自我地位评价的心理实验。结果显示，人总是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普遍对未来的前景表现出较为乐观的态度。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旧时代上海的中产阶层。旧时的上海中产阶层多是来自宁波一带的商人，而当时上海的社会底层则多来自江苏长江以北地区的扬州、盐城一带的苏北人，当时的上海中产阶层看不起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动辄称呼苏北人为江北猪猡。而面对有钱人则点头哈腰，鞍前马后，恭敬不已……绝大部分的社会中层明明自己是将要被资本这头狼吞噬的绵羊，却偏偏要替狼来辩护。狼吃羊是自然规律，羊要变异成狼却是小概率事件。即便有那么几只万里挑一的羊变成了狼，剩下来的成千上万的羊依然是羊，永远摆脱不了被狼残害的命运。他们总是梦想着吸取了足够多的狼奶，有朝一日变成狼来吞噬其他的羊，却总不能直面现实，认清自己仅仅是一只为狼提供血肉之躯的羊。他们还以为自己即便不能成为狼，变成一条‘狗’也可以满意了。这就好比《红楼梦》中的袭人，旧时代一个大家族中的某个长得有点俊俏的丫鬟，总以为和老爷多接近接近，就可以被收为小妾了，就不想想僧多粥少，俊俏的丫鬟多如牛毛，有钱的老爷却稀缺。这种思维方式也确实是够奇怪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其实也在日趋萎缩。他们之所以还能硬挺到现在还没陷入赤贫，不过是国际经济体系这个金字塔中层的穷国人民在支撑着。”

但绝大部分人是搞不清楚自己的斤两的。比如当年国企可是所谓的铁饭碗，能进国企可是荣幸之至的事情。结果如何，大部分人还不是被砸了饭碗。现在很多人以为进了事业单位或者考上公务员就能高枕无忧了，甚至可以高升或寻租捞钱。有这种想法看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的人必然会在不远的将来被历史打脸打得家都不认识。

最近一直在提金融体系改革。银行改革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金融体系改革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便是人事制度与绩效工资改革，即推行聘任制：行长聘中层干部，中层干部聘基层干部和基层员工。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宗族与人情社会，讲究家族关系、人情往来与世故圆滑。一般来说，省级总行级的工作需要真才实学，而打杂一样的银行基层岗位往往变成人情交换的筹码。结果银行改革后，在地市、区县级的基层银行中的新员工，大部分都是托关系进来的少爷小姐。这些少爷与小姐们以关系拉来的存款换取工作岗位。这样的员工，不要说中层干部，即使是分行行长也不敢得罪。因为只有省级银行才具有贷款审批权，而行长的政绩则由存款决定。所谓的中层干部与老员工只能忙得团团转，来服侍这些少爷小姐们。在这个拼爹的世道，普通的平民子弟想要脱颖而出，只有靠拼命了。于是我们能看到，为了业务，女客户经理与男客户睡觉，男客户经理和女客户睡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与人睡觉或找人与人睡觉也是一些银行老员工完成工作任务的不二法门。在这个基础之上，要想继续追求进步的话，恐怕就要上的了刀山，下得了火海了。

医者父母心的医生把病人当成勒索的对象。塑造灵魂与传授知识的教师把学生当成摇钱树。房奴、车奴、孩奴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这样扭曲的社会环境越来越浮躁，人们也越来越只认钱，房子与车子都成了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志。而有些贵为智囊成员的经济学家在大小会议上公开声称，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怎么改革都行。恶之花必然结出恶之果。现在整个社会充满了戾气，人心思乱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风气恶化的趋势继续下去，将来的政治与社会后果让笔者不敢想象，也不干用文字来描述。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会变成这种样子？马克思给出过一个答案，那就是资本对社会之异化，人世间的一切都转变为可以交换的商品。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匈牙利政治学家乔纳蒂在《自我耗竭式衰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说过，中国体制是一个自我耗竭式的衰退，有自我消解的趋势。在《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边可以看到，这样的社会架构必然会土崩瓦解。事实上，现在这个层层寻租的官僚本身已经走到尽头，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的呼声愈加高涨。

有些人讲，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甩包袱，甩掉那些自认为自己是精英，自认为自己是社会竞争优胜者的脑残人士。我们倒希望，改革不仅仅是甩包袱，而是构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与社会系统，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